【禹澄 · 匠心】从漳州古典园林案例中窥探地区园林理念及特色

漳州古典园林隶属于闽南传统园林体系，大体层面上，漳州传统园林在风格及造园理念上与泉州厦门一带传统园林大体趋同。相较于泉州地区，漳州存世的古代园林建筑较少，但保留下来的古代园林都携带着诸多闽南传统园林的营造方式，同样对现代闽南园林仿古造园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通过漳州现存古代园林案例在园林各组成部分的运用，能更容易窥探地区造园理论及特点。

布局方面

漳州人对屋舍数量有很执着的追求，这种执着导致漳州地区对人居环境的取舍上更注重开间数量及建筑实用性，加之闽南沿海派风水学的影响，形成了建筑营造上开间多、房舍多及对称分布等特点。而这极大的限制了园林造景的在建筑内的设置，故园林造景多数存在城区独立建筑中，或呈零星状分布于过道及天井处，或极大程度贴合闽南传统建筑布局，故存世多为小型园林。位于漳州市区施厝大院的“古藤仙馆”建于民国，因厝内古藤得名。建筑主体施厝大院整体为闽南传统的“竹竿厝”（即房屋整体房间布局为单间排列分布，多进，俯瞰极为狭长、瘦长多节得名），“古藤仙馆”设置在竹竿厝之间亦呈狭长状分布，在其间设置亭台、斜桥、鱼池、盆栽等造景，并通过矮墙对景致进行区分，逐步推进，一步一景，将园林嵌入网格化的闽南建筑得以实现。

选材方面

有别于江南园林及北方园林，闽南园林乃至岭南园林都热衷将“洋灰”应用于园林区块的造景营造。洋灰即水泥，洋灰在园林的运用始于清末民国时期，随着下南洋华侨的衣锦还乡，包括洋灰和花砖等大量南洋建筑材料被带回中国，由于这类材料的稀缺也派生了诸如壳灰一类的本土衍生建筑材料。这些材料极大丰富了闽南地区的建筑体系，同时也对地区园林造景造成了影响。上文提到的“古藤仙馆”是将壳灰涂抹在建筑山墙处，辅以半亭装饰，做出类似假山的效果。洋灰同样也被运用在小型造景，因闽南地区缺乏湖石等假山材料，本地多以海石或洋灰塑造物代替。漳州文川里的可园，园中有大量壳灰制作的假山，多以红砖垒砌，在外部施以壳灰制成，甚至塑造成猴洞或镶刻名流诗作墨宝的石壁，颇具文人风趣。

此外，颇具地方特色的选材常见的还有剪瓷，是通过五颜六色的瓷器碎片修剪粘贴形成具体的装饰物，在庙宇宗祠中剪瓷也有大量运用，例如漳州东山的诒谷堂就是把芭蕉叶剪瓷粘制在园林劵门处。

可园内的灰塑桌、构件上的文人墨宝雕刻

绿植方面

与江南园林不同，漳州传统园林所属的闽南园林体系对绿植的选择比较侧重植物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风水厌胜及派生功能两方面。在闽南一带将仙人掌种在陶罐中置于院落围墙顶的情况颇为常见，除了闽南园林，这点在岭南园林也有类似情况。仙人掌传入中国大抵于明末清初，在中国最早的记载《岭南杂记》中称其“种于墙头，亦辟火”，人们认为仙人掌内多汁可辟火，多刺可避邪。除了这些风水厌胜对植物的选择，漳州人还热衷将本地一些会结果或可做食物茶配的花木移植到园林中，如龙眼、香蕉、荔枝及桂花等，泉州一带甚至会为这些绿植冠以一些招财进宝的美名。

造园理念方面

漳州造园活动集中在明清时期，因多数为文人造园，也形成了颇多本土的造园理论。文人通过园林表达自身的三观，并藉由园林将理念进行传承传播，譬如明末大儒黄道周关于园林的“三近”理论，其在邺山芙蓉峡（今江东桥附近一带）营造的邺山讲堂，建筑主体由三近堂、兴善堂及乐性堂三座建筑构成，整体依山临水，有鱼台曲廊，植桂花梧桐。在其所书《三近堂记》对三近堂名字的由来做出了解释：“或曰三近何居乎？以为好学力行知耻，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把自身对园林选址“近山近水近月”的三种要求与求学“好学力行知耻”三者结合。

漳州地区的古典园林体系基本上维系了闽南园林的造园脉络，同时在地域发展的背景下也产生了属于自身的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在现今的本地建筑及园林设计也颇具借鉴价值。最后，谨以此文向漳州古代的造园家们致敬！